文学研究要回归历史的语境与研究生谈读书和_气功作用_气功_气功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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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文学院“人文科学方法论”课堂实录

第

九

讲

时间：年月23日上午9:00—2:00授课对象：古代文学、文献学专业级硕士研究生我们这节课的目的，是谈谈同学们在读书和写文章时须要注意一些问题。对于研究生来说，在认真读书的同时，可以多听听学术报告，但是要从学术报告中，想了解学术动向或者长见识，我觉得很难。关键是要读原典，比如说研究孟子，先把《孟子》看一遍，然后看孟子周边，孟子从谁来的？是从孔子来的，再把孔子看看，春秋战国时代的学术、政治、历史了解一下。把他周围的情况搞清楚了之后，再去孟子的研究史，注意别人是怎么研究的。山大的学风就是强调从材料入手、坐冷板凳，最重要的就是踏踏实实做学问，我们所研究的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聪明”是做学问的大忌，不要耍小聪明。因此，同学们首先应该读懂原典，写文章是从原典出发，仔细阅读原典，会引出很多观点，认真做笔记，把阅读中形成的观点综合起来，在这之上再进行更高的理论概括。我提倡大家先安安静静地读几个学期书，不要急，也不要急于在读原典的时候就带着问题、马上就总结出观点。你读过的材料就像刚挖出来的钻石，看你怎么打磨，从不同的角度看就会形成不同的观点。把材料读懂了之后回到历史现场去，多思考，把自己刹那间的电光火石记录下来。比如《诗经》里的“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写傍晚的时候怀人，傍晚怀人的作品后来有很多，这一首是不是傍晚怀人的始祖？“羊牛下来”，动物和人都回家，深挖一步，以后的诗歌里有没有写到众鸟回归，想到自己在外漂泊？这样展开可论述的就多了。再进一步，“日之夕矣，羊牛下来”，放牛放羊的回来，在那个时期从事农业有放牛放羊的，就能进一步深究中国古代的村落是怎么样的形态，大家可以看一下孙作云的《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同样一则材料，可以有很多想法，千万不要为写作而写作。现在大家都是刚接触一点学术，不要过分急功近利，如果现在就说要写文章，越急于求成反而越写不出来。哪怕只是积累一个学期。积累多了之后，以后就会不断地形成很多问题和材料，写文章就容易了，不是说现在积累是耽误功夫。只要认真读书，肯定能形成自己的观点。在阅读元典的时候，还要注意人文精神和生命感受的培养。大家在读文章的时候会发现，年轻人写的文章，博士生、硕士生写的文章，就是和那些老先生写的文章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是从事人文研究的，人文研究与人生阅历，对社会、对生命的感知是密切相关的。生活阅历丰厚的话，认知水平也好、生命感受也好，就会更加深刻。人文研究实际上是对原作、史料的再创造，所谓的再创造，就是把原典呈现出的生命感受、生命状态进一步明晰化。而作为硕士生和博士生，因为人生经验很少，同样是一首诗、一部作品，甚而是《论语》、《孟子》这样的材料，你们的感觉和中老年人的就会不一样。年轻人在写文章的时候不会把自己的感觉融进去，或者材料能看懂，但作者为什么这么说，那样的心境了解不了，很容易变成“博士腔”，材料干巴巴的，对作品的情感分析和审美分析也是干巴巴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要分析辛弃疾，你们看到的只是辛弃疾如何念念不忘北伐，如何受压抑，这是他的作品里面直接想表现的。而对一个老人来说，他看到的是辛弃疾具有雄才大略，但一生却白白浪费，有对人生使命不能完成的焦灼感，这个你们可能感受得不是很深。读书要让生命感受尽量丰富起来。学理工科就是学一门技术，中文恰恰相反，学习是教会你如何感受生命。对自然万物有敏锐的感受，我们的生活才更丰富，学得越深入，获得的也是更为丰富的生命感受。学习文学就是这样的，是让你对生命有起码的尊重，对自我有起码的尊重，对别人有起码的尊重。在此基础上，对自然、对社会的不同情景有敏锐的感受，其实也就是在丰富我们的心灵世界。现在年轻学者的研究就经常存在这样的问题，对生命缺乏最起码的尊重和关怀。尊重生命，也就是说你要懂得尊重别人，要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基本权利，如果有这样一种心理基础，在面对你的研究对象时，你就会把他当成有血有肉的人，那他们留下来的作品就能在你的脑海里活跃起来。下面谈研究生从事学术研究面临的几个常见问题。第一是问题意识淡薄。写文章要解决什么问题，大家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考虑，就只是闷头在写。我们研究李清照或者其他人，那为什么要研究他呢？这样的意识很多人是没有的。大家看一下现在许多杂志发表的文章，看一下题目也能看出来，题目都是议论的范围，而不是议论的核心问题。本科生的课，老师是在灌输文学史知识，而现在既然是叫研究生，就要研究了，研究的出发点首先是要怀疑一切。实际上，文学史上的每一条论断都值得重新思索，比如“陆游是爱国诗人”，称他为“爱国诗人”，是因为他创作了很多主张北伐的诗篇。这就需要深思一下——我们回到那个时代，爱国诗篇多表现为主张北伐，如果爱国是主张北伐，“和戎”是不是就是卖国？陆游骂的就是主张“和戎”的那些人，那这些人是否就是卖国者呢？因此，陆游所写，是表达了一种爱国的激情，但并不是说不顾一切地北伐就好，就正确。那么，收复失地在陆游当时是恰当的时机吗？军事行为是政治的延伸，不是道德的延伸。再者，要收复北方的合法依据是什么？是因为南宋代表华夏吗？还是北方的人们需要去拯救、去解放？他们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吗？其实这背后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一个华夏文化与华夏族群的认同。那么，这个认同是何时形成的？这背后的东西都值得进一步的思考。还有，文学史为什么说陆游是爱国诗人？谁先开始说的？把概念的根源找清楚，是在哪个年代，哪本文学史？肯定有它的话语背景。我们现在接触的任何一个定论都是可以思考的，你去思考这些问题，才是进入到了研究阶段。再比如，我们常说“屈原的爱国主义”。那么，屈原的爱国主义是怎么表现的？屈原时期的爱国主要指什么？因为“国”这个概念外延是很大的，内涵也是不确定的，“国”到底指什么，要先弄清楚，究竟是华夏还是政府？华夏是包括疆域、文化、人民以及它的未来，政府就是权力的，比如唐代姓李，宋代姓赵。如果说屈原爱楚国，那秦就不是中国了吗？如果屈原爱的是中国，这个对国家的认同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吗？到底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在屈原的时候有没有中国的概念？所以，说屈原爱国本身是没问题的，只是要把“国”这个概念讲清楚，屈原所谓的“国”实际就是华夏，而且是更偏向于文化。从这个角度说，能分析出很多东西，因此很多看似定论的说法，实有必要提出怀疑和商榷。第二是碎片化的问题。这并不是指写文章讨论的问题小，问题是没有大小的。碎片化是指仅就那个小问题进行讨论，不能生发出引人深思的结论。比如，谈班固就只是谈班固，例如“论班固的文学思想”，班固的文学思想表现在哪儿，总结出一二三点，仅此而已。深入的研究要进一步思索背后的东西。班固说“赋者，古诗之流也”，强调讽谏意义，那么从什么时候诗歌开始具有讽谏意义的？是否在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时候，人们就觉得那是“后妃之徳”？这肯定是后人解释时附会上去的。那么，班固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哪些发挥？谈了这些问题，才触及他的诗教说的意义。如果没有，就是把传统的诗教说再强调一遍，那就没有意思了。又比如，班固谈到“歌功颂德，润色鸿业”，文学什么时候开始歌功颂德？为什么要歌功颂德？一旦涉及到文学现象背后的东西，问题就大了，就摆脱碎片化的局限了。所以论题没有大小，或者说论题的大小是看你思考的深度。再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养怡之福”，“怡”是怡然的意思，但是在曹操的诗里说“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怡”为什么可以养呢？养怡之福为什么就可以永年呢？永年是长生，在这里也就是长寿的意思。这背后肯定有问题。回到那个年代，“怡”正好是五斗米道修养的专用名词。那为什么曹操打黄巾，又吸收黄巾那一套呢？而且他自己的家里还供奉着濯龙宫，曹操为什么这么做呢？把曹植对曹操的记叙和他的游仙诗结合起来看，不管曹操信不信教，他其实是想把自己装扮成黄巾正在寻找的未来英雄。张角也好，张梁也好，起事的时候自封为天公将军、地公将军，但这不符合中国人的惯例，中国人是要当皇帝的，比如太平天国到永安的时候就要封王。黄巾是在为天下寻找仁王，曹操就在不断暗示自己就是仁王，所以曹操要养怡，用现在的话来讲，养怡就是调整心态，练气功，通过调整呼吸和心理让自己平静，进入怡然的状态，就可以长寿。再比如，三国时期有《迷迭香赋》，这里的迷迭香应该就是一种曼陀罗花，那么它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传入中国之后用来做什么了？它具有麻醉作用吗？华佗的麻沸散成分是什么？背后的问题很多。因此，看似是个小问题，一旦深入到它的时代当中，还原它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语境，就能引出大问题。△元边武书《龟虽寿》我们写文章，应该先去考察研究史、学术史。并不是说一定要参考很多人的成果，而是说要争取在别人的研究基础上有所突破。我们提倡把自己的研究放到整个学术史当中去，同时也要反思前人的研究是否存在问题。比如研究李白，过去认为李白是个浪漫主义诗人，但“浪漫主义”这种提法是不是太简单化了？李白那种奇特的想象有没有别的成分？此前的人有没有人像他那样充满激情、想象飞动？如果有，是哪些人？在以后，又有谁很接近李白？比如南宋道教派别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叫白玉蟾，他跟李白也很像。那么，李白的奇特想象和白玉蟾的宗教想象，在思维上有什么联系吗？因此，只有一个“浪漫主义”的论断是太简单了。在形成自己的观点、叙述自己的观点的时候，要先看看之前的研究是怎么说的，然后进行反思、试图自己有所突破。第三是材料意识淡薄。现在写文章，和过去相比，材料用得比较多，因为材料可以直接复制粘贴，所以大家都会大量引用材料。但是上知网查重会发现总是过不了关，说是观点重复。这是因为你的材料并不是从原典中来的，是从别人的文章来的，而且使用材料的顺序跟别人是一样的。不管你跟别人说的是不是一个事，你们截取材料的首尾都一样。可能你用不了那么多材料，或者你需要的下面还有，但因为你自己没有看原典，所以你只引用到这里，下面的没有用上。运用相同的一组材料，形成的观点肯定是差不多的，很多人就不懂得把自己不需要的那部分删掉，结果导致同一段话被不同人、不同的文章反复用。有些烂熟的材料，你也这么用，一看就知道是抄袭的。一种常见的做法是，作者并非真正从分析材料入手形成自己的观点，而是有了观点之后往里塞材料。很多人现在的论述都是这样，罗列一组材料，然后得出一个泛泛的结论，对材料没有分析，这就是所谓的“博士腔”。有的中间即使分析了，也只是简单按照自己的观点说几句和材料若即若离的话，没有把自己的分析语言和材料充分融为一体。一组材料拿到手，为了论述你的观点，肯定要展开分析，这时的分析最能展现你思考的力度，一个人水平的高下就体现在你的分析当中。从事学术研究，其实最难的就是分析，就是论证的过程。大家看《管锥编》会发现里面有大量的材料，而这些材料只要经过论述就能够引出非常好的观点。如里面讲到李华的《吊古战场文》，《管锥编》将它与贾捐之的《弃珠崖议》合在一起讲反战，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讲的，说每一个死去的士兵都是其父母从小养育大的，而君主却通过发动战争来剥夺他们的生命，《管锥编》中说这个角度和历代的反战作品不一样。如果从中深入挖掘，就会发现中国古代有很多反战作品不是单纯谴责统治阶级的，而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表现反战主题。甚至还可以以此为新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反思统治阶级对人民剥削的作品。再深入分析，还可以发现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在很多方面也是存在共同点的，比如西方基督教文化具有人文精神，中国古代也并非简单地强调“人本”，中国古代也有个别敏锐的思想家注意到了“人文”，认为要“以人为中心”，因此强调要让百姓的天性充分发挥。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从人性的角度来阐述其观点的作品在古代很多。汉代的《古诗十九首》有这样的例子，古乐府诗《十五从军征》是否也是从这个角度表现的？我们在分析杜甫、白居易的反战作品时，是否也从这个角度分析过他们的作品呢？总之，针对材料意识淡薄的问题，不是说要一定要大量寻找和征引材料，而是要对材料进行尽可能深入的分析。第四是缺乏历史意识。这是我们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研究路遥的作品，我发现几乎很少有人将它和当时的创作背景结合起来，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恰好又是很讲究历史意识的。我们应该知道的是，不同的时期主流意识不一样，每个作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其作品都会反映出当时的时代背景与创作风格，所以我们不能忽略时代背景去探讨某个作家的文学创作。如分析路遥的《人生》，我们可以看出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改革后对农民生存的反思意识开始出现。如果我们没有历史意识，不了解当时的有识之士对农民生活境遇的反思，我们也无法充分了解文本所体现的内涵。像南宋初期的“和战之争”，如果我们回到那个时代看，“和战之争”的背后，实际上是一方强调如何立国，一方强调如何维护权力。这些都需要我们将历史意识与文本研究结合起来。有时候别人会说你的文章讨论的是“假命题”。一种情况是你的文章里提到的某些概念是假命题，另一种情况是你的学术文章首先是一个判断，而这个判断与最终的结论不一致时也会出现假命题。还有一种假命题的情况，就是这个命题本身是不需要论述的，因为这个命题是一个公理，以公理作为命题来进行再次论述是不可取的。所以同学们在写文章时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学习态度，论点都要从材料中来，扎扎实实地仔细、深入阅读，那么你自然而然就能认真进行思考，真命题一定来源于我们的认真思考。读懂材料很难，例子也不好举，但同一组材料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解读，这里面恐怕有深浅之别。因此我们仍旧要立足于材料，通过对材料展开细致的分析来进行研究。在解读与列举材料的时候，我们必须避免一种做法，那就是曲解材料——只选择能够论证自己观点的材料，而不对整体的文意进行分析和把握。这样无益于我们论文的可信度。谈到对材料的解读，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我们常对材料进行过度阐释。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首先要读懂材料。如有人谈曹操的“担当意识”，举一条材料，就是曹操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解释其意思说“假如这国家没有我，那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会自称‘帝王’”。而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在汉代“国家”就是皇帝的意思。这条材料就用错了。这样的例子说明，我们不能以现代汉语词汇的意思去解释古文，所以我们在立足于文本的同时，要准确把握文本的真实内涵。写作时我们除了要立足于文本，还应回归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如今我们深入到文学研究的方法中可以发现，我们的文学研究基本上都是在呼吁历史意识的推动下发展的。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的历史研究进入一个繁荣的时期，在进行历史叙述时我们开始寻求事件本身的真相，追求还原历史的真实细节。比如现代文学研究就曾提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口号：把考据之学引入到现代文学当中去。举个例子，如讲鲁迅研究，如果研究细节的话，就会有很多问题出现。比如他与周作人的矛盾、与左联的关系，当我们去探究这些东西的时候，问题就都来了。当我们回归历史才会发现，过去我们常简单地把历史作为一个背景来看，那样会把许多问题简单化。很多文学作品，或者说某位作家对这个时代的反映，实际上与那个时代所处的具体环境、甚至是个人成长的环境都有相当大的关系。如周作人早期的散文，提出了反对家长制、反封建的观点，实际上当我们深入了解他后，会发现这些观点其实是源于他与鲁迅的矛盾。以此为观点，他写了很多文章，这其中的原因，只有在你还原历史真相之后才能发现。当然，通过写作，他对中国的老人政治有所反思，这是对的，但是他的创作初衷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把这些结合起来，就能把他的作品说清楚了。由对现代文学的反思，进一步延伸到中国古代文学，也是一样的。如班固《汉书》，本身就是要以此著述来说明儒家思想的正确性，因此他会对史料有所修改，中国古代的史官也有删讳之说。更主要的是到了宋代以后，中国古代历史事件的记录发生了很大的问题，因为理学家的记录，许多历史事件的复杂性被抹掉，只剩下脸谱化的东西。《新五代史》和《新唐书》都有这个倾向，那么在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时，文学研究也会及时跟进。我们现在的文献研究，原则上是要回到材料产生的历史时空中去，历史并不是作为一个僵硬的、简化的背景而存在。现在讲到南宋初期的文学，我们不应该只讲“爱国主义”，而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南宋初期更需要的是立稳脚跟，所以皇帝忙着开科取士。而我们看南宋初期创作的文学的主题是什么呢？是闲适文学。像辛弃疾、李清照也有大量表达闲适的作品。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要立稳脚跟。宋代统治者的政权合法性要立足于民意，而民意主要来自读书人，宋代读书人具有很高的话语权，因此在当时政权确立的第一要务是开科取士，通过开科取士来证明王朝的合法性。赵构作为皇帝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承认，他父亲也没有给他授予诏书，他是被拥戴为王的，所以他首先要解决的是统治合法性的问题。这种情况不仅表现在宋朝，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者到天京以及李自成到北京首先做的事情也是开科取士。通过开科取士，天下的读书人都有可能成为皇帝的门生，因此皇帝话语权就确定了，通过开科取士，皇帝拥有了作为儒家文化代表的地位。所以我们研究文献的时候一定要回到具体时代中去。在学术研究中也常常会有这样的现象，你研究谁就越来越觉得谁好，研究李白就觉得李白好，认为李白诗里写的都对。李白写自己受到压抑，说“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他被赶出来了，但对首都很留恋，你就认为玄宗皇帝很坏，因为他不让李白做官。但你想一想，李白天马行空、云游各地，做官其实是做不好的。研究李清照也是这样，李清照为什么要创作那样的诗词？在那个时期中国妇女是怎样的境遇？而李清照是否超越她了的时代？这种超越体现了什么样的精神？有什么意义？这样来思考的话，你心中的李清照就鲜活生动起来了。我们在进行学术研究时，要注意保持自己的理性，要客观地、科学地去评价你所研究的时代和历史人物。最后要谈点学术文章写作的话题，是关于文章的“文采”，主要体现在文章的章节设计上。首先应该注意全篇文章整体结构上的匀称，这一点不准备多说。其次，文章要讲究可读性。如一些老先生写的小引子，它就能增强文章的可读性。像我刚才讲的“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如果谈中国古代的养生思想，选择从枚乘的《七发》说起，这样读起来是否就更有意思些？如果我们写文章以一首诗作为开头，从诗中的某个字开始谈，也能增强文章的可读性。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文章的每个板块之间要有递进关系。如写三个小问题，它们三者之间要有一种层层深入的关系。举一个例子，以此可以说明同学们写文章时经常会出现的问题。这篇论文的题目叫做《论宋代国家形象的演变》，现在我们来看这篇文章的第一稿。我们知道宋赋在描写国家形象时，都存在对国家形象的一个想象。全文就是从宋初开始的，从安详的盛世到国家转向内在，再到地方意识强化，如此行文的话，就是从头写到尾，也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手法。但以这种手法行文看完后觉得很平，实际上也没有多大的新意，只是把不同的时代总结了一下。但是换一个角度，题目改为《转向内在：宋代国家形象的转变》，从南宋开始谈，因为南宋是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宋朝以前，国家是强大富足的整体形象，而到宋代，国家形象就变成一个个的城市，而“州县”是“乡村”的集合，而“乡村”是“家庭”的集合。南宋时期国家代表每一个人的生活水平，这体现了南宋人的一个认识：有家才有国。南宋时期一个国家的富有体现在一个家的生活水平上。我们要注意，南宋时期突然产生了很多山水田园诗，而且很多都不是充满溢美之词的具有牧歌情调的作品，如范成大的山水田园诗很多都是写实的。我们首先要将这种转变的轨迹向上追到北宋时期，其次再向下看，可以发现这种意识的转变实际上是宋代统治策略的转变。在过去所强调的那种国家对天下的治理，已经演变成了国家对天下的领导。所以在说“中国转向内在”时，我们所理解的中国古代的自然经济状态实际上就是指南宋、元、明、清，这是它的一个最基本的统治格局。在此以前，国家是要管理一切的，如西周时有井田制，到王安石时期的保甲制，是国家管理着一切。而自然经济就是以家庭为中心，靠社会来调节，通过士绅的柔性统治和国家的刚性统治的同时作用来维护整个国家，而这种转变就出现在南宋以后。发现这个结构的调整，实际上引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这篇文章探讨的就是中国古代统治策略的转变，而不只是一个国家形象的改变。通过文章结构的调整，它背后所涉及的问题就会突显出来。虽然按时间顺序也可以进行阐述，但是重点无法突出。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希望同学们在学校里好好读书，好好做人。谢谢大家。录音整理：陈佳、胡梦蝶；审核：刘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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