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男，年11月生，山东省日照市人。中共党员。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系访问教授(年)、日本东京大学教育教养学部特任助教授(年)、韩国高丽大学人文学部客座教授(年)。并曾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学术机构从事学术研究。入选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年)。

◇年来，中国为什么逐步衰落？不是简单的因为生产不发展、市场不发达，更不是由于什么“体制干预”过多，而恰恰是由于“体制”的无为、体制的“无力”和低效率。广大的劳动阶级（特别是农民）长期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中国基层社会更与上层完全脱节，以至于像黄仁宇所说：经济虽大有发展，而社会却全无组织效率，从而无法将社会财富组织为国家能力，人民非但不能以“体制”的方式参与这种发展、保证这种发展、推动这种发展，结果反而在近代为外国和外部的金融资本和武力、为内外特权利益集团之勾结所控制。而尤其是——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的“精英”、读书人对于什么是社会生产组织，特别是对于社会各阶级斗争的道理，基本上外行，对金融组织、货币组织、税收体制，则更是一窍不通、一塌糊涂；既将一切简单地归之为“体制”，而同时对于“体制”的理解又如此茫然、肤浅，平日袖手谈心性，事后著书骂“屁民”，无论天下兴亡多少事，永远正确的反正只有他自己。这种“反体制”往最善良的地方去评价估计，也不过就是“道学家们”的“发脾气”而已，而自宋、明以来，这种士大夫阶级的“气功”，对于国家和人民，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真正、切实的补益。这也就是张江陵所谓“国家以高官厚禄养此辈，真犬马不如也”，也就是曾文正所谓“国家以此等人为学为官，与用牧猪奴何异？”

◇学界长期运用“文化比较”、“文明比较”这样的范式来从事研究，是要通过比较的方式，来找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确立某一个文化的本质，我认为，这样的思考方式本身就是成问题的，它很容易造成巨大的误导。其中误导之一，就是通过纸上谈兵的“文化差别”，实际上掩盖了这个世界上强与弱、贫与富的差别，才是真正的、根本的差别，它造成的实际结果，就是用“文化和文明”这样的虚构的范畴，来掩盖真实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我们知道，今天的伊拉克打不过美国，巴勒斯坦打不过以色列，正如中国过去打不过八国联军，这不是文化的原因，而主要是武力的问题、财力的原因。

◇……当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把中国视为“市场经济”的楷模和榜样时，他并没有预见到另一种以军事和金融扩张为动力的资本主义方式会取代中国统治世界。这表明：资本主义只不过是利用了世界市场和市场经济，或者说——欧洲的近代兴起，并不是欧洲独自发展的结果，更不是欧洲思想、宗教和社会特性、先进性的结果，——而是利用他人资源的结果。特别是年美洲大陆被“发现”之后，从“世界经济”中获得最大好处的便是欧洲，因为它采用的不是市场交换的方式，而是以军事手段掠夺非洲人口、美洲和亚洲资源的方式。

◇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悬案是：为什么几千年来，中国对于海外贸易，总缺乏一个积极的态度？甚至在中国国力空前强盛、称霸海洋的时代，竟然也多次出现了“海禁”的反复？这一重要问题并不能以中国文化“先天的闭关自守性”来解释，也不能简单归结为道学家的“干扰和破坏”，这里最核心之原因，首先就是由于货币问题。……郑和远航之所以采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以其巨轮装载大量货物到海外交换，也是为了应对国内货币的短缺。

◇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长期以来，中国把朝贡视为对其他国家的“德政”，而周边的国家却一直能够到中国朝贡，视为一件必须努力争取的恩惠——甚至日本竟不惜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获得一个朝贡国的地位？这就是因为朝贡对于这些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发展经济是十分有利的，朝贡名曰市场交易，实际上就是经济援助。

◇所谓中国乃一“高度中央集权”至体制，这不过是近代以来西方话语的一个子虚乌有的虚构。实际的情况可能是恰恰相反：如历代王朝一样，明王朝乃是所谓的“天下”，而绝非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其多重“分权”而造成的权利分散和行政效率之差，由张居正奏折中斑斑点点、痛心疾首的申诉中立可顿见。按照张居正的说法，明代所谓“内阁”者，无非六部、地方和皇权三者之间的协调机制，而绝非“中央政府”，它其实并无节制三者的实际能力。内阁既然并非“中央”，遑论“中央集权”之所由来？而这种严重“分权”之最为集中的表现，就是明朝中央连发行国家货币的能力也不具有。

◇……既然科举考试本无经济财政司法军事内容，只不过是三纲五常章句辞赋而已，那么以此考取录用的官员，又怎么能担当建设一个财政国家、富强国家的任务呢？这些所谓的国家栋梁，只不过是些擅长以骈四俪六的文体说假话、大话和空话的鹦鹉罢了。

◇自明以降年里，中国虽然是表面上以绝对君权削平了地方割据势力，但是上主无为，国家的政治主干，自然是由完全不通财政经济军事的士大夫阶级构成的，明代上层政治，简而言之是“无为”之主与“无能”之臣相争不已，而实际的国家命脉，则操纵于地方猾吏集团的手中，在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独特体制里，他们自然与豪强巨富沆瀣一气，表面上虽然是大一统，但实际上国家的整合能力反而是下降的，而中国封建体制，因此却更为牢固了，特别是在“吏主地方”的条件下，国家的政治经济财政能力，更是一塌糊涂。小农因为无组织，因为一盘散沙，自然也不知国家为何物事。

◇……西班牙在16世纪后期占领菲律宾（吕宋）的时候，当时在吕宋定居的闽浙中国人已经有好几万了，……年，有闽商阎应龙等人向朝廷汇报说吕宋机易山有金银矿，闻讯遂即命福建地方抓紧办理，福建于是派员往吕宋勘察，中国的探矿之举引起西班牙当局妒忌，两方争执遂起，华侨卷入其中。次年，冲突激化，有20名华侨在冲突中被杀……与此同时，当时的西班牙菲利普二世又下令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的贸易税——同时诉诸武力高压和贸易保护的原因，就是基于当时的“中国经济威胁论”，而此时的明朝廷鉴于对日海上战争刚刚结束，不愿再战，特别是考虑到需要保证西班牙白银的进口，所以不敢对自己的“主要货币供应国”动武，结果，只是在口头上对西班牙“议罪以闻”（用今天的话就是“表示强烈抗议”）应付过去了事。

◇……起义和边患、“外寇”和“流寇”几乎每个朝代都有，而明朝为什么在三个最“无为”的皇帝（嘉靖、隆庆和万历）手里竟然号称“盛世”，而到了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力图“有为”的崇祯皇帝手里，它却崩溃了呢？……我们说：明亡的根本原因，像其他帝国一样，主要还是由于它的经济的崩溃。而这种经济的崩溃的最根本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明代对于国际性货币——白银进口的依赖，这使它的财政和经济最终要受到国际白银生产的制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对于对外贸易的依赖，即过于外向型的经济造成了国外内农业生产的货币化和区域化，结果——那些最为市场化的地区反而不能应对灾荒和粮食的短缺，因为它在粮食供给方面不能自给自足。

◇中国历史上的商人与生产活动，生产者是完全脱离的，商人有了钱，无非是买地和放贷，而这些都破坏生产和国家税收，正因为商人与生产脱离，所以国家抑商就是自然和必然的。何况近代以来，更有买办商人，完全流于替外国资本放债盘剥中国市场和生产者，因此中国要完成工业革命，就非要国家资本、国有企业不可。故而对于这样不事生产的商人，一定要抑止，否则国家一定会继续贫困下去。

◇……环境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文化问题、或简单地“提高保护意识”的问题，更不是单纯的人与自然界的问题，因为它首先是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凸显了资本主义体制造成的当代世界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严重不平等。……在一定历史时期，我们谈生态问题，过于受到西方环保主义的影响，其缺点往往就是生态问题谈生态，甚至把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等同于自然界的问题，没有看到生态、环境问题，本身就是人类社会问题。

◇“漫长的19世纪”是一个靠“军事实力”和金融财力说话的世纪，而与此同时，也正如尼采所指出的：在这种崛起的背后，是人类“道德谱系”的大崩溃和大转型。

◇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著名论断是：人口将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只能以算数级数增长，所以，如果不以战争的方式消灭人口，则无法实现“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平衡。从此，围绕着“供需平衡”而展开的残酷生存竞争，就成为西方现代精神的核心。

◇英国打开中国大门所依赖的并非物美价廉的商品，而只能是大炮和鸦片。这充分表明：真正摧毁了中国以小农为主体的经济的，并非工业革命的生产方式，更非市场经济的扩张，它一方面是英国通过战争的方式强买强卖（特别是武装走私鸦片），以此破坏和摧毁市场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西方的金融垄断，而后一点尤其关键。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戏剧性，“合法”的知识叙述与残酷的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深刻的差异。从这个角度看去：明清的衰亡，也就不仅仅是两个王朝的衰亡，而是一种发展道路的衰亡，这种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的失败，不但对于中国，而且对于整个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明清的衰亡不仅仅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更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或者说，它意味着历史学界所谓的漫长的16世纪的终结，漫长的19世纪的开始。

◇19世纪以降，欧洲经济学的真正核心问题并不是生产、贸易和市场，而是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所决定的“供需关系”，19世纪欧洲经济学的真正代表是马尔萨斯，也并不是斯密，更不是边沁，实际上，所谓经济学的铁律就是“生存竞争”和“供需平衡”——这亦是当今经济学家们所服膺的铁律，只不过，他们却把生产交换和市场经济说成是“生存竞争”，这样，他们几乎是一致地将马尔萨斯的幽灵，加在了无辜的亚当·斯密的头上。

◇在“现代世界”的入口处，只有“强与弱”、“死与活”这两条路可供选择——弱者和战败的一方如果选择活下去，就必须将愚昧落后、“发展的陷阱”等等所有罪名承担起来。因为在19世纪欧洲的道德谱系中，最恶劣的道德就是“软弱”，而文弱就是“奴隶的原罪”。在军事暴力和战争债务驱动的世界上，只有“枪杆子”和“债印子”才是“硬道理”。因此，我们必须看到：鸦片战争不但使得英国在19世纪获得了统治中国、亚洲和世界的权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使得霸权主义者掌握了现代历史叙述的“话语权”、文化霸权。正是这种关于现代世界史的普遍主义叙述、正是这种“价值的颠倒”，正是这种文化霸权，才使得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被叙述成“道义”的战争。……是否接受19世纪“强权逻辑”为“现代”普世标准，这也是判定中国是否一贯“愚昧野蛮”的前提，而判定中国一贯“愚昧野蛮”，则又是全盘接受19世纪“强权逻辑”普世性的条件。而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甚至忘记了：使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主导的世界史叙述得以成立的，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场战争——即鸦片战争的胜负。这充分说明：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臣服于西方文化霸权的过程。

◇所谓欧洲“漫长的16世纪”，就开始于这些帝国主义反复蹂躏意大利的“你来我往”的争战史。而只有了解意大利悲惨的处境，我们才会懂得马基雅维利的洞见，他说：只有具备如下两种兽性的人格才配在这个残酷的地中海世界生存，而这就是狮子与狐狸。

◇所谓通过“精明的睿智，以物质财富来弥补权势的不足”，所谓“智识胜过自然，机谋胜过蛮力”，所谓“如果扮演不了雄狮，就扮演狐狸，见风使舵、韬光养晦，等待有利时机，并且在一切可能之处不流血地获取权势”——这些原则的确立，不但标志着一种政治体制——现代民族国家之雏形，同时也标志着一个阶级——现代金融资产阶级——在地中海、意大利的诞生。如果用马基雅维利那个流传千古的经典比喻来说：恐怕没有什么比“狐狸”更能形容资本主义的“性格”了，亦如没有什么比“狮子加狐狸”，更能形象地说明金融与武力所推动的“西方民族国家的崛起”。

◇……企业家最喜欢的恰恰就是经济的不稳定，因为他们可以在经济的上升阶段买空（asabull），而在下降阶段则卖空（asabear），这就是为什么：大企业主会阻碍社会进步，危及生产，并故意地向市场发出错误的信号，因为这正是资本的本性，因为资本家只对市场价值感兴趣，而对社会价值、社会代价（即所谓的“外部性”）丝毫没有兴趣。

◇西方近代以来制度的核心，就是人人各自为己的私有制度，是把权利争夺神圣化了的暴力制度，这个制度在价值上是虚无的，在伦理上是没有基础的，中国学习西方的制度，绝不是要建立新的权利崇拜、强权崇拜，而是要通过中国的强大和发展，去推动和建立一个“远近大小若一”的“太平世界”的实现。

◇今天看来，如果说确实有一种因素是欧洲和英国独有的，那就是穷兵黩武和军商合一的国家体制，这是将公司、债券、机器、航海与战争密切联系起来的暴力机制。而这一体制之所以能够在19世纪被最终确立，并成为“英国模式”胜出的真正原因，那就是因为英国在战争中的胜利，恰恰是这种胜利激发了欧洲各国和日本对“英国模式”的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