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功与人类文化第六章气功与道教文化_发展历史_气功_气功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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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第一节“尊天”、“明鬼”与巫祝之术

道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华夏大地上的原始宗教。在原始公社时代，图腾文化，原始（感应）巫术和原始宗教（原始族祖神，即鬼神的信仰）实际上是同时并存的。虽然，如前所述，纯粹的感应巫术是和宗教鬼神之说不相干的，但二者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列维·斯特劳斯对此作了很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虽然我们可以说：“宗教即自然法则的人化，巫术即人类行为的自然化。”但实际上，“自然的拟人化（由其组成宗教）和人的拟自然化（我们用其说明巫术）形成了两个永远存在着而只有在此例上相互变化的组成部分。无巫术就无宗教；同样，没有一点宗教的因素也就没有巫术。”故在华夏史前时代，原始巫术和原始宗教以及图腾文化是三位一体的。从新石器时代的青铜时代，华夏文化有了巨大的进步，原始宗教思想也随之而发生了变化。殷墟甲骨文的研究告诉我们，殷人的宗教思想是非常浓厚的，他们崇拜的是“帝”－－天上的祖宗神，故在殷人的宗教思想里，天和祖宗神（鬼神）是一元化的。因此，殷人非常重视鬼神的祭祀，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戒”，对祖宗神的祭祀是头等大事。到了西周时代，宗教思想发生了变化，作为神之天（即帝）和祖宗神－－“先王”分开来了。而先王与天（帝）的关系归结为：“以德配天”。故《庄子·天下篇》曰：“周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而对祖宗神（先王）归结为一个字：孝。由此可见，由殷商至西周，人们对神化的天（帝）和祖宗（先王）的宗教信仰和崇拜，逐渐地淡化了，逐渐地伦理化了。这是华夏文明的一个极大的进步，也是它与印度古文明的一个根本的不同之处，虽然二者都以整体观为基础。

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代，中华文明发生了巨大的飞跃，站在华夏农业文明高潮潮头的百家诸子，绝大多数完全摆脱了宗教的桎梏，提出了各自的理论体系和修身学说。但仅仅是就其发展的主流而言。在民间，原始宗教和原始巫术依然十分流行，偏离了当时华夏文化中心地区的荆楚巴蜀一带巫风尤盛。伟大的诗人屈原所作的著名的《九歌》，就是为巫者的不同的祭祀仪式所作。而原始巫术和原始宗教思想在民间的流行，也一定会在当时的上层文化中有所反映，这就是与儒家并称为两大显学之一的墨家。

墨家的创始人墨翟，世称墨子。他后于孔丘，而先于孟子，出身于“贱人”（《墨子·贵义》），当过工匠，也做过大夫，是当时的士大夫中比较接近于生产实践，接近于广大劳动者的一位，深知民间的疾苦。他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墨子·非乐上》）故墨家学说反映了当时小生产者（自由民或解放了的奴隶）的思想。而且，不同于先秦诸子的任何一个学派，墨家学派有严密的的组织和规矩，墨家弟子做官后必须将其俸禄的一部分交出来，供墨者团体使用；若违背了墨家的主张，则被召回并照章予以惩处，纪律严明。故《淮南子·泰族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墨子死后，墨者团体的领导者称为“钜子”。后一代钜子由前一代钜子指定。由墨家的制度可以看到一些原始公社时代的遗迹。

就人生和社会而言，墨家思想的主旨是自力、兼爱、尚贤。《墨子·非乐上》曰：“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主张人人自食其力。而人与人之间应该“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故人“为贤之道”就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人人尚贤，就能使“饥者得食，乱者得治。（《墨子·尚贤下》）如果不这样，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墨子·尚同上》）墨子的这种人生哲学是建立在“天志”的基础上的。不同于道家和儒家，墨子的“天”不是指自然，而是人格化（神化）了的有意志的天，能够“赏善罚暴”。而人必须服从天的意志，他说：“当天意而不可不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墨子·天志上》）所谓“为贤之道”，就是“天志”的体现，“天志”就是“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也。”（《墨子·天志中》）

作为“天志”的必然补充，墨子倡言“明鬼”，他确信鬼神的存在，“以鬼神为明知，能为祸福。为善者赏之，为不善者罚之。”（《墨子·公孟》）；又说：“德几无小，减宗无大，则此言鬼神之所赏，无小必赏之；鬼神之所罚，无大必罚之。”因此，“古圣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后人者，此也。”（《墨子·明鬼下》）由此可见，墨子对于鬼神的崇拜是十分认真的。

由此观之，“尊天”“明鬼”是墨子的思想基础，而“兼爱”、“尚贤”则是“天志”和鬼神的“明知”在人生和社会层次上的体现。从思想渊源而言，“尊天”、“明鬼”，只不过是原始宗教信仰和殷周以来对于“天”和“祖宗神”的崇拜的继续。而与殷、周以来的官方宗教思想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出身于“贱人”，因而他把贵族奴隶主所独占的“天”和“鬼神”，扩展到了“民”的阶层。从而说明“民”和贵族在“天”和鬼神面前是不平等的，进而藉“天志”、鬼神与贵族奴隶主的暴政抗争，因而为广大下层人民所信奉，成为先秦一大显学。

墨子之所以信奉并倡导“尊天”、“明鬼”的思想是有其根由的。首先，根据《吕氏春秋·当染》的记载，墨翟从学于史角，而史角是当时著名的“清庙之守”。所以，《汉书·艺文志》说：“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而“清庙之守”就是前文曾经提到过的“祝”，其职责就是负责祭祀鬼神，并“交通鬼神”，为人消灾祈福。而“祝”的修身方法和他的社会实践，就是源于上古的“巫祝之术”。而原始巫术和上古气功是一脉相通，互为里表的；故“巫祝之术”（真正的而不是骗人的）也是古气功的一种。因此，从墨子的师承来看，墨家信奉并倡导“尊天”、“明鬼”，是有其依据的，而墨子和墨家精于“巫祝之术”也是理所当然的。其次，墨者大多来自下层劳动人民，总的来说，他们的文化素质不高，而巫祝之术又流行于民间。因此，作为“民”的思想的代表，墨家信奉并倡导“天志”、“明鬼”，且精通“巫祝之术”，是有其社会基础的。

仅仅是逻辑推理吗？不。墨子确实是精通巫祝之术的。《墨子·非攻中》里有这样一段话，说：“今有医于此，和合其祝药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药之，万人食此。若医四五人得利焉，犹谓之非行药也。”祝药者符水之类也。和合祝药而治万人之病，其于巫祝之术不可谓不精。

由此视之，以原始的“巫祝之术”为形式的古气功是墨家修身实践的基本方法；而人格化的“天”和有“明知”的鬼神的存在，则既是墨家修身体验的总结，又是行施巫祝之术的依据。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墨子的“尊天”“明鬼”学说，为原始巫祝之术提供了理论基础，为以原始巫术为形式的古气功的继承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总之，巫祝之术与身心修养相结合，进而与“尊天”、“事鬼”、“兼爱”、“尚贤”等社会实践相结合，构成了墨家学说和墨家修身之道的根本特点。

不难看出，与先秦道家、儒家、黄老之学等不同，就对自然本体的认识和方法论而言，墨家是以精神和物质相分离的二元观整体论为基础的。它把人的精神交给了人格化的“天”和有“明知”的鬼神，而把人的肉体和有形的物质世界留给了人类自己。因此，一方面，墨家，尤其是后期墨家，对于有形的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有相当的认识。比如，《墨经》说：“力者，形之所以奋也。”这和经伽里略实验证实的、现代科学对于力的定义是相符合的。不仅如此，墨家于逻辑学也有相当精深的研究。而另一方面，墨家的修身实践（以原始巫术为形式的古气功），使他们精于阴阳五行之术，而且对五行学说有所发展。比如，《墨子·经下》有言曰：“五行毋常胜，说在宜。”意思是说，五行相克的规律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对此，《经说·下》解释说：“五行，金、水、土、木、火，离。然火烁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金之府水，火离木，若识糜与鱼之数惟所利。”

总之，源出于“清庙之守”，提倡“尊天”、“明鬼”以实现其“兼爱”、“尚贤”、“尚同”的社会理想的墨家，继承、发展了远古原始的气功实践的经验－－巫祝之术，并把它和墨家的学说结合在一起。而巫祝之术亦藉墨家而流传于世，后来又扎根于道教。而我们之所以要在这里谈论先秦墨家的学说，一方面是进一步说明先秦诸子学说及其修身之道与气功和气功学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因为道教的兴起和道教文化，尤其是早期道教文化，与墨家学说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