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生《龙马精神》年 当我们讨论摄影的时候,多数指的是“摄影艺术”——用照相机、机械/电子成像装置制作讨论艺术语言、图像文化及作者精神观念的艺术实践。我们回溯中国摄影这四十年来的历程,在混沌中面向未来的理想主义。 于晓洋《俄狄浦斯》年代中期 年在北京某一机构年度大展中,主办方邀请来一位韩国策展人进行讲座,介绍韩国近年的当代摄影艺术创作。席间,这位策展人总结韩国当代摄影的特点为:极简、明净、富形式感,并列举半岛的朝鲜王国时期(-)的建筑、器皿文物为例子,证明自己所总结的韩国当代摄影的特点在历史上的渊源所在,同时,列举数件中国清朝时期的建筑和器皿的繁复纹样和造型作为比照,试图勾勒这种风格与中国当代摄影的某些作品的关系,以形塑中韩两国摄影面貌的差异,进而凸显他所展示的几个韩国当代摄影的极简风格。 此君的发言遭到在场中国观众的强烈质疑:为何不考虑到中国宋代或者明代的风格,偏偏只以中国清朝时期的装饰风格为援引,来凸显中韩两国当代摄影的差异? 由此引发在场观众内部的一场讨论与自省:当我们提到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时候,到底说的是哪个时期的中国,哪个阶层的文化?是传统中国,还是社会主义中国,抑或当代中国?是官文化,还是士大夫文化、民间及市井文化?当我们讨论中国摄影,说的是哪一时期、哪种风格和流派的摄影? 朱宪民《天安门广场》年 潘科《故都—某企业的气功爱好者,时值全国气功热》年 摄影艺术不负责陶冶大众的情操与心灵,也不用于宣传谁的意识形态。然而,在严肃的以摄影作为创作媒介的艺术家那里,“摄影艺术”已然是一个被玷污的烂俗词语,它更多地指向了早年间中年大叔们匿藏在新华书店的最隐秘角落,道貌岸然地翻阅的那种人体摄影艺术,或者摄影家协会风格,主要以偏远地区秀丽风光为拍摄对象的“糖水片”,又或者是美国《国家地理》风格的,把老少边穷地区的男女老少拍得跟圣徒似的,诗化的人文纪实照片——这些的确是“摄影艺术”一词在绝大部分人心目中的印象。 摄影的多样性供人们在其中找到任何他们愿意采信的观念——网红需要在instagram上面宣扬自己的生活,而哲学家波德里亚在巴黎街角看到被遗弃的沙发椅和矮墙上的涂鸦时认为它们可以反映自己的哲学思考,于是他们都采用了摄影这一手段。 于晓洋《梦开始的地方》年代中期 作为彻底的舶来品,摄影与传统中国任何的既有文化都找不到呼应或者联系。摄影传入中国之时,正值中华民族处于强烈的身份焦虑与民族危机之中。摄影记录现实,高度接近真实的特点使得中国的社会活动家和文艺界迅速、直接地将其用作民族救亡图存运动的宣传手段(如沙飞)。年以后,摄影一方面作为面向社会和大众重要的宣传手段,发展出强大的纪实摄影、新闻摄影的传统(如吴印咸)。 另一方面也被作为极少数人陶冶情操修养心性的手段,发展出以影协为代表的风光摄影传统的。这些摄影都是政府、精英与当时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民群众进行交流的必要手段,在这个过程中,摄影的精英形象也牢牢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心中。 年前后,随着中国社会逐步从阶级斗争和思想钳制中走出,摄影师开始通过纪实摄影的创作寻求个人表达,表现人性复苏的同时,也被赋予推动人民大众思想启蒙的作用(如王立平、任曙林等)。这一时期的摄影扮演了文化先锋的角色。 陈宝生《黄土高坡图》年 安哥《儿童电影院的电影海报》年 胡武功《城墙下的古装戏》年 直到年前后,在北京几个氓流艺术家聚集地的年轻人以及一些受到前卫艺术濡染的艺术青年的工作室里,诞生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摄影传统的新类型。 这些拥有艺术研习背景的年轻人用相机拍摄自己或者同伴的艺术的行为艺术过程和装置艺术成果(如马六明、张洹等),或者在工作室影棚内搭建布置带有强烈观念性的场景以进行拍摄(如洪磊、刘铮),或以自身的表演参与到作品的创作中(如荣荣)。 荣荣No.1"北京东村“系列年 荣荣No.20"北京东村“系列年 这类型的创作迅速被当时从事当代艺术研究的艺术批评家、策展人所白癜风能治好么白癜风治疗最佳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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