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思想网按:年9月11日,人民日报整版讨论“推动儒学融入现代社会”,其中郭齐勇先生在文中提出要为“大陆新儒家”正名:大陆新儒学(家)究竟如何定义,学界见仁见智。有人以此相标榜,但学界却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持封闭的立场,脱离了时代与现实。因此,需要为大陆新儒学(家)正名。 党报为大陆新儒家正名,这意味着,经过改革开放后30余年的国学(儒学)复兴运动,尤其是习李政府对儒学的推崇,大陆学者倡导新儒学,已无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批判)之虞,基本没有政治风险了。 而由郭齐勇先生提出“为大陆新儒家正名”,则大有玄机。这要追溯到20年前(年)由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方克立教授写的文章《要注意研究90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该文主要批判的对象,正是郭齐勇先生的恩师萧萐父。方克立说某大学的资深教授,公开“揭举大陆新儒学的旗帜”,即是萧萐父先生。这说明,萧萐父先生是“大陆新儒学”的最早倡导者之一。为此,萧萐父先生当年被视为反马代表,在学界受到排挤,政治压力大。可见,20年前倡导儒家思想是有巨大政治风险的。此次郭齐勇先生提出为大陆新儒学(家)正名,某种程度有为乃师正名的意味。 方克立先生批判的另一位“青年学者”,则是当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杜钢建副教授,关于“大陆新儒家”的引文来自杜钢建先生的《新儒家在大陆的发展前景》,此文中杜钢建先生呼吁在海外新儒家的基础上开出“大陆新儒家”,正是“大陆新儒家”的首倡者。杜钢建先生受到的政治冲击相对较小。后来还成为中共政府的智囊团成员,中共推出“儒家民本思想”等一系列儒家思想等与杜钢建先生在体制内的大力推动有一定关系(网上有相关报道)。后来他成为中共十六大报告起草参与者之一、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直接参与设计者,在很多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评论中,都能看到他对儒家文化的转化运用。 方克立先生倒是敏锐地看出:“大陆新儒家”的呼唤,是文化保守主义已逐渐形成气候的一个重要标志。果不其然,20年后“大陆新儒家”已成气候,开始占据主流地位。 方克立先生还批判了一位重要的儒家人物——蒋庆先生。而且后来几乎持续地批判,给蒋庆先生造成了巨大政治压力。蒋庆先生并没有首倡“大陆新儒家(学)”,但无疑被方克立先生视为大陆新儒家的重要代表,给予了“重点关照”。 也有人说,方克立先生是“柿子拣软的捏”,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政治背景硬,故杜钢建先生所受冲击较小;武汉大学次之,且萧萐父先生年望高(~),后来没有成批判重点;而蒋庆的政治背景与学术背景最弱,又是后起之秀,在民间倡导儒家最突出,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蒋庆成为被批判的重点,承受政治压力最大。杜钢建先生心有戚戚地称其为“真英雄”。又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被批判的蒋庆先生在体制内几无立足之地,只能在民间走“下行路线”,自办书院,现如今已被相关群体和媒体追捧为“大陆新儒家领袖”。 之所以追溯“大陆新儒家”的来龙去脉,是为了告诉后来者:为了复兴中华,续接儒家文脉和道统,冲破意识形态的束缚,这些先驱们付出了多少代价。向这些先驱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高校理论战线》编者按: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方克立教授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一日在一个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征得本人同意,本刊现予发表。 今年2月,我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提到:在90年代的“国学热”中,确实有人企图用孔夫子的儒学来抵制、排斥、否定和取代马克思主义,但不能把情况估计得过于严重,好像已经出现一股了不得的国粹主义、复古主义思潮。在“国学热”中,大多数学者还是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弘扬民族文化之精华,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我不同意把“国学热”和国粹主义、复古主义思潮简单地划等号。值得注意的倒是90年代文化研究和文化讨论的所谓“话语转换”,即一些人所说的“放弃激进的社会/政治批判话语,转而采取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话语”(《东方》年第5、6期)。在今天,“文化保守主义”确乎已成为一种值得注意的思潮,但它关心的主要不是中国传统文化,而是要反思整个中国近代史(参阅本刊年第5期)。 我这样说有什么根据?今天想着重谈谈我对90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认识。 一、当今中国是否存在一股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我想首先用一些人文学者的实际感受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带来一本杂志,其中有两篇文章,题目分别是《文化崩溃时代的逃亡与归依——90年代文化的新保守主义精神》和《新保守主义:价值转型的表征》。 前一篇文章说: “我发现自90年代开始,文化上新保守主义精神不作宣告地悄然形成了。……新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特征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三点:一是放弃激进的批判精神,实行温和而稳定的话语实践;二是放弃对共同处境的忧患、焦虑和怀疑,转变为对个人境遇的关怀和思考;三是放弃对终极价值、目标信仰的追求和提供,而是白癜风的治疗药物治白癜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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