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二月开题前，因忙于准备申请读博材料，毕业论文的选题被更改为申博样章的题目。因姜师包容理解，才得以在开题现场念完粗糙构想，听各位老师谈论对论文潜在歧路的隐忧或警告，比如该警惕汉学范式，质疑“革命压迫个体”的想象等等。尽管想拍案回应，但因这份构想确实粗糙而没有底气。会后姜师说：“接受敲打是件好事”，又补充说，“研究综述写得还挺唬人的”。这听上去仿佛已看透我仓促的准备，又有点像是安慰，是姜师看破不说而加以体谅的风格。在傍晚烟雾弥漫的办公室里，选题阶段便如此翻过。由于开题后劲足够大，又因为没有机会写原来的题目，加之那尖锐的“突然的自我”被纵容，论文就处于搁置状态。其实那是九月以来高强度写读博样章的副作用，当时时间有限，只能日更千字，在文中以问题为先导，安放了我对过度的、来不及推敲的历史反思，当然也缺乏对于材料的细致论析——这些问题便暴露在了开题构想里。

回家后的写作状态并不比当时清明从容。新冠爆发之后，我的心思完全不在打磨论文上，而是在日常札记中，就公共议题与荒诞言论记录一些私人思考。期间歇息之时又写起小说（比如《奥》那篇有关北大学生卷入游行疑事的中篇），充分暴露出野孩子的本色。不过，新冠形势下被打捞出的某些基本问题，开始与毕业论文的分话题强烈地共振，比如“战时状态”、“代际”、“牺牲”，以及思维运作与语言本身的复杂联系。确切地说，这些并不是在与论文共振，而是说，这本身便是本专业所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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