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研究》原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年第4期（总第82辑）。

无论是谁，只要涉足经济学的天地，就开始被一个基本问题所困扰：怎样才算是一篇好的经济学文章？因为常常是昨天才看了一篇觉得很好的文章，今天就可能被其他人批驳得似乎一无是处。而前一阵还被媒体批判的“有毒”文章，今天有可能就成为许多经济学家的“楷模”。正所谓：十个经济学家就有十二种观点，让人无所适从啊。

其实，这就是一个关于经济学论文的评价标准问题，该问题至今还没能解决。之所以引起入门不久的经济学学习者的惊异，盖因为人们把号称为社会科学皇冠上明珠的经济学与一些成熟的科学学科如物理学和化学来比较。没有人会在物理学中质疑水在正常大气压下零度结冰的判断，也不会有人指责化学中的元素周期表。但是在经济学中，即使是在课堂上也没能解决关于效用和剩余价值等基本概念的争议，关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作用等基本判断的对立，关于经济周期形成原因和过程等基本经济机制的争端。虽然现实中人们往往通过权威观点、经典论述或甚至上级部门的统一规定来从表面上解决问题，但是关于经济学评价标准问题迄今并没有真正解决。在此问题上的争议，一般认为来源于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的“社会”因素。

然而，按照新剑桥学派琼·罗宾逊的经济哲学思路，经济学论文的评价标准除了一般学术论文必需共同遵守的概念明晰、表达准确、结构严谨、条理清楚、逻辑性强、写作规范等等标准以外，其余评价标准上的争议本质上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来自人们不同的经济价值观。即形成人们所追求经济目标的关于真善美的主观判断，包括幸福、快乐、独立、自由、服从、平等、和谐、斗争等等，这些价值判断直接决定人们的行为或行动方式的差异。比如，同样面对经济危机，相信人类会走向大同世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或相信人类总体上处于正和博弈的价值观，会认为危机总是暂时的，通过克服一次次危机世界经济总体上会变得越来越好。而相信人类总是处于不同的零和、负和博弈中的价值观，会认为不同种族、民族、阶级、阶层、文化人群、社会成员、甚至家庭成员之间，总是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斗争，真善美的价值判断会因为阶级阶层成员地位等的不同而截然不同。所以经济危机就可能是不同层次人群矛盾和斗争的大爆发，人们在危机中需要把对立面消灭掉而实现其“自己人”上台的“改朝换代”，或者落得同归于尽的“世界末日”。显而易见，建立在不同价值观基础上的各个经济学流派（广义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否定的，不会存在一致的经济学评价标准。因此，如果确实想要达成一个经济理论评价标准，最起码大家先要统一价值观。

二是，来自人们对于经济世界的认识方式差异。如果说“活下去”是各式各样经济生活的共性，“怎么活下去”则是对于经济世界不同认识方式的共同出发点。古代社会曾经长期以为经济生活由天神魔怪主宰，于是通过祭祀天地、活人畜牺牲、拜水求雨、以咒语赶病驱邪等方式力求认识世界和改善经济生活。近代商业社会曾经出现认为货币越多则国家越富裕的货币拜物教，结果导致政府滥印钞票和国家陷于严重通货膨胀的恶果中。近代科学认识方式的出现及其成就才逐渐统一了人们对于客观世界包括经济世界的认识。如果说，科学思维方式的优势在于主观独立于客观，通过观察实验和实证分析的方法来认识世界，而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不足之处则是几乎没有科学理论认识的元素，只是通过对所谓先知或先王的言说加以传道授业解惑的渠道来认识世界，加上与推崇王权相关的模糊主义（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可神通不可语达）泛滥。所以，改革开放初期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不仅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也是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整个中国学术界的再出发。尽管必须坚持经济学认识方式的实践标准或科学标准曾经一度成为评价经济学论文水平高低的共识，但是后来，“先王标准”、“上级标准”、“行政标准”、“经典标准”、“派系标准”、“眼前利益标准”等等又卷土重来，使得人们对于经济问题的学术研究莫衷一是。根本问题在于，“实践”这一概念在经济学的认识中还不够深入和透彻。由于实践是每分每秒以各种具体形式表现的，因此需要研究者从具体到抽象，以高度提炼的概念和机制来描述实践的主体。由于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需要把今天的经济研究建立在过去大量研究的基础之上。由于实践是人类长期探索的过程，因此经济分析不能脱离对于历史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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