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和气功一样，都强调事物的整体性和协同性。中医的研究，侧重于人体“外而形体百骸、内而五脏六腑”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体关系。气功的研究，侧重于心一身统一，神、形、气相辅相成的整体关系。正是这样的研究方法，才把中国古代人体生命科学的研究推向相当高的水平。中医和气功的研究方法，直到今天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

就方法而言，中医和气功虽均以整体观为指导原则，但前者以外环境因素(如药、针灸、按摩)的输入为主，对机体(内环境)进行调整。而后者则以内环境因素(心、神、意识)的自我控制为主(外气治疗除外)。

中医的药剂、针灸、按摩的治疗作用尚易理解，因为毕竟是看得见的物(如药)和可感知的能量(如针的机械刺激和灸的热刺激)。相对而言，气功的“心”、“神”或“意识”是较难理解的，尤其是对心身统一整体观不了解的西方。因此，针灸在百年前已传入西欧，20世纪30年代末西方已对中医中药表现了一定的理解。但是，直到60年代末，气功仍被目为“神秘的东方哲学”，很少有人问津。中医在日本被称为“汉医”，有相当的基础。在明治维新和 战后统治日本期间，汉医曾被宣布取消，大伤元气，但迄今仍有一席之地。但对于气功，虽然自秦以后即从中国传入日本，且20世纪初以冈田、藤田为代表的气功曾经风行一时，并在中国广为流传，但是30年代末以后就悄然无声了。显然，这是对气功研究方法不理解之故。

气功学研究方法的形成、发展同气功学形成的历史背景及整个社会的科学水平有关。古代的气功研究大体采用观察、类比的逻辑方法及综合演绎的研究方法。

观察是人们在自然发生条件下进行考察的一种方法。所谓“自然发生条件”，就是人们对自然现象不加控制的状态，这一点是“观察”同“实验”方法的分水岭。观察的方法，从古到今在各门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广泛应用。例如，在天文学研究中，人们只能观察天体的位置、运动、物理状态和化学状态等等，而不能去干预和改变这些因素，因而没有办法做“实验”，所以，天文学是一门观察的科学。中医学的研究主要采取的也是观察方法：通过望、闻、问、切，获取自然条件下患者的外在信息。气功研究的主要方法也是观察，这不仅是历史原因所决定，而且也是因为气功研究对象是心-身关系的规律，人们无法从“外界”对气功现象加以控制或干预，因为如果加以控制和干预，则所观察到的已不是气功现象本身了。因此，通常采用的实验方法较难实施于气功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观察方法本身也在发展，途径大致有三：第一种是扩展观察的视野。例如，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创立进化论，应用的就是采取扩大视野的观察方法。他花了5年时间，从欧洲到美洲、澳洲、亚洲，对各地的动物、植物和地质结构进行了考察。由于视野开阔、收集资料丰富，因而论证了生物进化的理论。第二种是借助于仪器，使人们的观察摆脱了感觉器官的生理局限所造成的障碍，大大提高了观察的广度和精度。例如，望远镜的发明，使人们对天体的观察进入了肉眼观察所达不到的新天地。射电望远镜把人们的观察能力扩展到更加遥远的空间。显微镜的发明，使在微观世界的观察能力大为增加，看到了生命体的微观结构；电子显微镜的发明更使观察微观世界的分辨能力扩大近百万倍。第三种途径是使人类感觉器官敏化。这是气功研究所特有的。众所周知，气功研究的目的是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智力水平，这里所说的“智力”即包括人类自身感觉器官的敏化，这一点对于缺乏现代科学研究手段的古代来说尤为重要。中华民族的祖先运用这种深化了的观察方法，发现了经络(“内景隧道”)和气血运转的生物学规律(“子午流注”)。直到今天，我们还能通过气功锻炼激发某些练功者的这种人体潜在的机能。当然，这种敏化的观察，并非人人都能做到；而且，进行这种敏化观察时，应当防止先入之见的干扰。但敏化观察如与现代科学实验方法结合，则不失为研究人体生命科学的极有用手段。

“类比”是气功研究的另一常用方法。这是根据两个对象之间的某些方面的相似或相同而推断出它们在其他方面也可能相似或相同的一种逻辑方法。在科学的认识中，人们为了变未知为已知，往往借助于类比方法，把陌生的对象同熟悉的对象相比，把未知的事物同已知的事物相比，从而启发思路，提供线索，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在中医和气功领域里，经常采用这种类比的研究方法，并且常常有奇迹般的收获。特别是气功研究，由于练功过程中不断产生的陌生的人体生命现象，其中不少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为了变未知为已知，于是采用了类比研究法。例如，汉代魏伯阳在其《周易参同契》中，就把气功锻炼过程同炼丹化学过程相类比，他将“后天阴精”比喻作“汞”，以“先天元气”比喻为“铅”。如果炼功得法，火候适当，则后天的阴精就能同先天的元气相结合，如同将“铅”投入“汞”中那样，达到“二五之精和而合”。“阴精”和“元气”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两者之间的“结合”，只有过来人才能“意会”，但要让他“言传”那就难了。好在“铅”和“汞”的化学、物理性质是当时的炼丹界(化学界？)人士所熟知的，铅是沉重的、稳定的，用来比喻元气在人体的稳定和沉凝，相当妥贴，而用水银(汞)来比喻人体易于流散的阴精也很恰当。同时，铅和汞还有一种特殊的性质：即它们之间能以任何比例互溶，形成一种新的合金，铅汞齐。

这很像丹功锻炼时，以先天的“元气”制服后天的“阴精”形成“内丹”的过程。人通过这种类比，就使人们领会了“内丹”的不可“言传”的内涵。但是，历史上许多人不明白魏伯阳的叙述逻辑，产生了种种误解，以为服用由铅和汞制成的“仙丹”，就真的可以不死了，结果轻者中毒，重者丧命。直到张平叔著《悟真篇》(公元)明确点破此中道理，才使这种错误得以纠正。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时人要识真铅汞，不是凡砂及水银”(《悟真篇》诗第八)。这首诗说明内丹功锻炼过程中所指的铅不是真的从铅矿中提炼的那种普通的铅，汞也不是寻常的水银，将《参同契》的类比方法解得再清楚不过。可是时至今日，仍有人把《参同契》当作纯粹说明化学原理和试验方法的书，只看到它在世界化学史上的贡献，而没有看到这本书的重要的内涵，即在人体生命科学中的心-身关系研究上的贡献，实在令人遗憾。

不过，类比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由类比作出的结论不一定可靠。原因是：1.类比的客观基础，限制了类比结论的可靠性。如前例，以元气和阴精喻铅、汞，这使人对心一身达到交融时的境界有了感性的认识。如果认为既然铅汞类同元气和元精，而元气和元精的结合能达到心-身交融，于是就服食铅、汞化合的“丹”以图长寿，那就必死无疑。2.类比的逻辑根据不充分。类比对象的某些属性相似或相同，并不等于其他方面的属性就相同。例如，沙发和帆船都是木头、钉子、帆布做成。两者都有木头的属性、钉子的属性、帆布的属性，但是，帆船不等于沙发。

这样，就产生了怎样对待古文献中关于气功规律的描述问题。所谓铅汞、龙虎、日魄月魂、白雪黄芽、坎离、炉鼎，都是类比，都是形象的描述，今天看来，其中有的已经证明不很恰当了。如果当真把练功过程等同于“铅汞结合”、“龙虎交感”、“抽坎填离”，固然愚蠢。但是，由此而把气功的科学性否定，甚至当成迷信来砍杀，也是对中华文明的亵渎。

尽管类比的可靠性不够好，但在今后的气功研究中仍然是重要的认识方法。因为气功所涉及的人体生命科学中的最本质的问题，即人体系统内在的联系、制约、变化规律以及人体系统内环境与外环境之间的关系，大多数是人类迄今尚未涉猎的生命之谜。运用类比方法，有助于人们在迷茫中寻觅线索。应当注意的是：1.积累有关对象的丰富知识，避免片面性，否则很容易作出牵强附会的推论；2.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武器，提高类比对象属性的相关程度。类比对象相关程度越高，结论越可靠。此外，还应注意选择的相比属性必须是和事物本质相关联的，只注意表面相似的肤浅类比，往往很难说明问题。

综合和演绎是气功科学认识的最重要方法。综合与分析，同是人类在征服自然的长河中总结出来的非常有用的科学思维方法。但综合的认识优于分析的地方，在于它恢复并把握了事物本来联系的本质，克服了分析方法所造成的局限，因而，能揭示出事物在其分割状态下未显示出来的特性。例如人体，“活的躯体”包含着“解剖学上的躯体”所没有的特点，单纯采用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显然无法将人体器官、心、身以及人体与大自然密切相关的特征体现出来。而这点恰恰是综合的特长。中华气功学在人体生命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这些成就包括：1.天人整体观(包括宇宙整体、万物同源、天人相应、天人相类)。《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万物……。”认为天下万物都源于混沌状态的精气(道)。道生一，即道产生了自己--最原始的物质。一生二，形成了对立的阴阳二气。二生三，由阴阳二气的对立，产生新的具有形、气、质的第三者。由新生的第三者产生千差万别的万物。一切物质都内涵着阴阳两种对立的势力，并在“气”中得到统一。因此，天地万物包括人都是同源于阴阳两种对立势力所生成的最基本的物质所构成。人既然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阴阳二气不但体现在自然万物中，而且也体现在人的生理现象之中：“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在人则表现为“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以上均见《内经·阴阳应象大论》)。可见，人的养生规律同自然界的规律密切相关，故养生必须同自然规律合拍，“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荀子·天论》)。也就是说，只要按时令调理得当，“天”是不能使人得病的。相反，如果“治不及时，不知日月，不审逆从，病形已成，乃欲微针治其外、汤液治其内……故病未已，新病复起”(《内经·移精衰气论》)。这就是说，如果不把人体生理现象同自然界规律相协同，则不仅旧病治不好，反而会添新病。

2.心一身是一个整体。《淮南子·精神训》指出：“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体者所禀于地，”人的精神和形体之间是有所不同的。但是，二者又互为依存：“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淮南子·原道训》)。这是说，人的形体是生命停留、居住的房舍，“气”是充实生命的源泉，而精神则是生命的主宰，三者间有内在联系。一旦其中一个失去作用，则三者(形、神、气)都将受到伤害。如何处理三者的关系呢？应该是“将养其神，和弱其气，平夷其形”。人应以养神为主，使气和形处于从属的地位，这是因为：“神表于形也，故神制则形从。”反之，“形胜则精穷，聪明虽用，必反诸神，谓之太冲。”(《淮南子·诠言训》)《素问》也说：“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之所出……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

古人就是这样运用综合的方法，研究、采取适当的类比而将宇宙万物之间千丝万缕的因素联系起来，奠定了中华气功学的理论核心--整体观和协同性的丰富内容。

演绎推理是中华气功理论基础赖以建立的研究方法。演绎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方法。例如，古人认为，世界万物都由阴阳两种势力的对立而产生新的“第三者”(大前提)，而人也是万物之一(小前提)，因此，人也是阴阳两种势力的对立产生的第三者(结论)。古人由此而演绎出一系列的气功理论，并对气功的实践起到了指导作用。《黄帝内经》从阴阳五行学说演绎出五脏之间相辅相成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建立了人体各部辩证关系的整体观。历代气功家也运用阴阳五行学说演绎气功理论，例如，张平叔在论及丹派气功的要领时写道：“自知颠倒由坎离，谁识浮沉定主宾”(《悟真篇》)。认为炼功的目的在于使阴阳交感(离坎颠倒)而成第三种物质--丹。所谓“浮沉”，指的是铅(沉)和汞(浮)化合而结丹的过程，这是一种类比。他接着指出：“极言学道诸君子，不识阴阳莫乱为”。可见气功丹道理论也是由阴阳学说演绎而成。

当然，分析和综合，在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中的作用是统一的，不应该薄此厚彼。恩格斯说：“思维既把相互联系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整体，同样也把认识的对象分解为它们的要素。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反杜林论》39页，人民出版社)在以往的气功研究中，已经认识和了解到了人体脏腑之间、心身之间、人天之间关系的总规律，但并没有能认识产生和形成这些总规律的局部精细过程。而不了解这些精细过程，对人体生命的认识就只能停留在几千年前已取得的水平上，很难再前进一步。

在气功学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气功研究家们曾在用综合一演绎法认识气功的规律方面取得过辉煌的成就。然而由于采用分析-归纳的研究方法不力，因而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气功研究的发展。而现代生命科学研究，虽在分析一归纳方面的成果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是由于研究家们不了解理性的能动作用，对演绎缺乏科学的认识，因而造成对由演绎得出的气功的理论与实践成就的不理解。这正是目前中西医结合发展缓慢的重要学术原因。要使今后气功研究的水平有长足的发展，从方法论的高度去认识将是重要的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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