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赤阳，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教授，日本华人教授会代表，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华侨史研究专家。主要研究华侨华人史、留学生史，以及东亚地域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在中国气功和养生的研究与实践方面，亦颇有建树。著有：《长崎华商与东亚交易网络之形成》[日]，《错综于市场、社会与国家之间》（合编）、《大潮涌动：改革开放与留学日本》（主编）、《气功的思想和实践》、《用气功解读老子》等学术专著。日前，廖赤阳教授在东京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记者：您研究东亚华人华侨史。提起全球华人，不得不提生活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人。他们与在日华人有什么不同？比如在自身历史、经济地位、与当地民族的融合程度等各方面都有不同。廖：历史上华商长期外海贸易。商船既开往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也开到了日本的长崎县，两者起点一样。但在近代以来的东南亚，华侨主要是以劳工身份在东南亚各国工作并定居下来。当时东南亚各国还是列强的殖民地，需要大量劳工；而华侨在日本属于商业移民，因为日本自始至终都禁止劳工输入。近代开港以前，长崎当时是日本唯一对外口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长崎贸易。长崎作为一个贸易港口的漫长历史始于年。当枪炮、机器，还有基督教文化等，相继从西欧传来日本的时候，长崎领主大村纯忠实行了港口的对外开放，积极地为海外贸易商船打开大门。在自年起的多年间，江户幕府实行锁国政策，这并非断绝与外国的一切贸易交往，而是贸易集中管理，在这一期间，长崎是日本唯一的对外开放的窗口。中日贸易最盛时，整个长崎地区的人口只有5万左右，而来自中国的商人就达到了1万之多。主要是福建商人、宁波商人。江户幕府为了加强对来日本做买卖的中国人的监督管理，设置了“唐人屋敷”（专门为中国人设置的居住区）。所以在日华人一开始就是商人的身份出现，而不是以劳工的身份出现的。年，日本颁布了《勅令号》，其基本精神就是对纯体力劳动者的入国严加控制，而经商，留学被许可。直到现在日本的《入管法》也是遵循这制度。虽然日本由于少子化导致劳力不足，但也仅仅是允许日本人后裔在日本就劳。当然后来有研修生制度，但这不是移民，而且工种被限制，不能自由选择职业，也不参加华人社会的活动。第二，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大部分加入了当地国籍，这仿佛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在日中国人大部分选择了保留了中国籍，日本华侨自始自终就是一个在日中国人为主的社会，在日华侨有着强烈的中国人意识。据我所知，有家族从清代都来到了日本，到了第5代了还是拿的永住签证，没有加入日本国籍。这一现象是有原因的，比如日本侵华战争，国民感情的认同度，个人经济和生存的抉择等等。如果生活或事业逼你非得加入日本国籍的话，那你没得选择。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老华侨没有换日本护照，为什么？因为多数人从事餐饮业，持中国护照在日本经营饮食业没有限制，且经营中华食材的老华侨和新华桥是中国护照反而更方便。第三，由于东南亚各国的华商，几乎都变成了当地居民，所以他们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能成为政治家，甚至成为所在过国的高层领导。比如新加坡，泰国等。在经济方面，福建人在多个国家里是首富，比如印尼的林绍良、黄惠祥及惠中兄弟；菲律宾的陈永栽、施至成马来西亚的郭鹤年,他们都是是福建人。当然日本华人华侨在商业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多家华人公司在日本上市。但总提来讲，由于多种原因，东南亚华人商业方面也许更有建树。记者：为什么福建商人在东南亚取得的成功更多一些？廖：一则跟人口基数有关。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历来人数最多,仅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东盟(ASEAN)五国的华人即达万人,占世界华人总数的75%左右。而在日华人华侨只有近80万。第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人在战乱的地方生意做得非常好。我以前采访过一个福清人，有一个国家我都没听说过，偷渡过去的，生意做得很好，他有多人的保镖队。东南亚也是这样，之前是殖民地。我们福建、潮州那一带去东南亚国家发展的人，商业竞争力非常强，而且很有冒险心。他们过去很容易在东南亚建立起了一张遍布各国的商业关系网，为后来一代又一代福建人漂洋过海而去打下基础。而日本的江户时代就是个非常发达的商业社会，开港以后华侨华人也曾一时几乎海外贸易，但是到了以后，三井、三菱等大型财阀都起来了。日本公司得到了国家扶持，逐渐垄断了生丝、煤炭、石油、陶瓷贸易等大宗贸易。

记者：您是否觉得老华侨和新华侨有断层的感觉？前几年，我们还可以经常看到改革开放来日本的华人华侨，组建各种协会或商会时，为了有别于老华侨的各种商会，在名称前面都加一个“新”字。

廖：但是现在基本上都没有带“新”字了。比如代表性的“日本新华侨华人会，在年更变为：全日本华侨华人联合会。更换这一称呼，其实还是老华侨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老华侨的意见是不要再分新、老，而是移民先辈和后辈的关系。

当然，历史上，新华侨和老华侨曾经有一定的隔阂。比如在90年代，日本的新华侨缺少华侨社会地缘和血缘社团这样的缓冲带，被直接抛到日本社会里面。老华侨的同乡会馆有楼有产业，是法人组织，它不可能无条件地开放给所有的同乡，所以这样新华侨一开始就得在日本社会里打拼。有一个文化、经济失落感，还有一个特别是社会向下移动的失落感。很多大学老师、政府官员或经营者来日本后不得不在餐馆里洗盘子为生，我也是这样，落差很大。

新华侨的各种组织大概是在90年代开始兴起来的，进入有序化的发展就是0年以后的事情了。新的华侨社团有西日本、北海道、长崎、冲绳等地新侨会这样的以居住地区为主地的地域组织，也有依据国内出身地组织的各省市同乡会这样的地缘团体，还有中华总商会及各地缘性的商会组织，也有科盟、律师会、留日同学会、博士会等专业团体。而我所在的日本华人教授会成立于3年，目前有名会员，分布在日本各大学，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团体，主要活动在日本主流社会，在从事学术科研与教育工作而同时，也尽力推动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

要说有代沟，我比较当心的是新华侨的第二代。虽然也有人进入中华学校或回国留学，但是更多人直接就进入了日本学校，以日语为母语，也容易接受日本的各种观念，语言文化认同上都会有一定的隔阂。

记者：这方面可能跟日本华文学校比较少的缘故吧。

廖：有一定关系。就日本华侨社会而言，我认为现在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华侨教育，特别是新华侨子女教育。日本华侨社会在4万人规模时，就有5所侨校，到80万人规模时还是5所。新华侨子女一代被日本社会同化的速度要比老华侨快得多。当然这种同化，如果从融入日本社会的角度说，有好的一面，但是不应该是以丧失中华文化认同为代价的融入。这不仅将导致华侨甚至是华人社会的消亡，对发展多元文化的日本社会也不是一件好事。

从与日本社会融合的角度看，从地域社会融入是一个方向。这方面，新侨要虚心向老侨学习，可以长崎华侨社会为范本。在长崎，华侨既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又很好的与当地社会相互融入。

在日韩国人、在日朝鲜人在学校教育方面做了很大努力。在主要的居住地都建立了民族学校，其中，朝鲜系的还建立了大学。虽然日本政府一直采取歧视性的政策。战后，由于中国是战胜国，所以在GHQ（美国占领军）占领期间，华侨享受战胜国民待遇，而在日韩国人和朝鲜人的地位比较微妙，战后摆脱殖民地统治的在日朝鲜人复兴民族文化的意识高涨，纷纷建立民族学校。旧金山和约后他们单方面被剥夺了日本国籍，作为曾经的最大在日外国人族群，他们积极争取自身的权益，在争取在日外国人及少数族群个权益方面始终还走在最前列。

中华文明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整体论，世界是整体的

记者：我们知道，您在中国气功养生和实践方面，也取得了非凡的成绩。请介绍以下中国气功在日本发展的现状。

廖：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随着新移民的的到来，中华传统文化在日本普遍传播。包括气功、太极、中医、书法、二胡、水墨画等。华侨社会传统的中国文化符号是舞狮和舞龙，而现在，气功和二胡成为两个新的中国文化符号。目前在中国练瑜伽是很时髦的事，但我的学生说气功更适合日本人，几千年来汉方医学、气功养生的文献在日本保留得很好。而瑜伽的的名词、语言、概念与日本传统文化的隔阂就大一些。

气功已经走进了日本平常老百姓的生活，学习气功的大部分是日本人，在日华人华侨真正理解气功的人很少。我有一个医学博士的学生是日本人，现在在横滨中华街开诊所也教气功，他的学生既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日本人吸收中国文化的时候不是被动的，是自主地选择。东南亚也有很多气功和二胡的华人团体，作为本族群文化的传承，但没有马来人，没有菲律宾人参加。在日本却都是日本人参加，这是很大的区别。

日本人学气功主要为了健康和养生，目标明确。日本的各个车站基本上都有文化中心，相当于社区大学，每个文化中心里，基本上都开设气功班。

记者：的确，日本人这么热衷于气功、中医，可能跟中国和日本是近邻，文化上比较容易吸收和理解吧。

廖：中国传统文化能在世界上真正扎根的大概就是气功、太极、中医、饮食文化。中华文化是一个整体，我们有养生的整体观，有饮食文化的整体观，有兵法的整体观，有医学的整体观在，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整体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近代西方科学是还原论，把整体分割开。比如眼睛坏了就去眼科，中医就认为眼睛跟全身有关系，肝开窍于眼，眼珠黑了跟肾气有关系，眼白是白的跟肺气有关系，眼白中的血丝跟心气有关系，眼睑跟脾有关系，眼睛一下子跟心肝脾肺肾都有关系，这是中医的整体论。

中华文明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整体论，世界是整体的，而不是西方近代科学把世界分割的支离破碎。中国的整体观，也是东亚的传统文明的核心，朝鲜半岛、中国、日本共同的价值观。气功的境界在于人的身心和谐、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和谐。这与儒家的礼也有共同之处，“礼之用、和为贵”，礼是为了达到和谐，那么什么是礼呢？礼者履也，履就是鞋子，合脚的鞋子，就是和。日本民族是大和民族，从气功的道理，告诉他们什么是和，很有说服力。

记者：您研究气功，主要体现在哪方面？

廖：研究气功养生和治疗。养生是原点，治疗是一个辅助手段。中药和西药都不能治病，它只是帮助你恢复自然治愈能力，就是西医的免疫力。免疫力在解剖学上找不到，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西方词汇呢？。中国人把人体的自我康复能力叫做正气，这个概念要比免疫力的概念广泛而且深刻得多。免疫力检测不出来，而气还能检测出很多物资性因子。气功养生，就是通过有意识的自我身心调整，来达到养生保健、防病治病的锻炼方法。

记者：据了解，您出版了多部关于中国气功学术方面的著作。比如《用气功观来解读老子》……

廖：我们现在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用的文献研究，或者是一种思想的研究，但是缺乏一种身心实践的内在体验。而身心实践体验是中华文化的核心部分。西方文化是向外，中华文化是往内。缺少这种向内追求的身心体验很难理解老子到底说的什么，缺少老子的心身实践怎么去理解老子？包括现在很多中医师都否认气功，而气化原理恰恰是中医最根本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的话，中医又算什么呢？所以你首先要实践，从这个角度解读老子。老子讲的整体观用在政治经济上，用在气功养生上，饮食上，音乐上都是一个道理。

记者：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共通点在哪些方面？

廖：在传统上我们的东亚文化圈是非常相似的，东亚文化圈有一个上层建筑，一个基础建筑，上层建筑传统的说法是四个基本共同点，第一个汉字文化圈；第二个汉传佛教文化圈；第三个儒家文化；第四个律令制国家。基础建筑方面就多了。比如中日两国人民都是讲究人和自然的和谐，都用筷子吃饭，都是大米文化圈，都讲风水等等。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