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

与其他省份一样，四川人正在学习如何不像四川人，他们如饥似渴的接受与日俱进的、普遍的时代元素。这些元素占据他们，并不比占据其他省份的人们更难。四川人作为一个文化概念，能否在时代精神的调整与社会制度的变迁中也成为一个大后方，成为稳得住味道的盐？

保卫四川人，就像保卫大熊猫

四川人的魅力在于，他们老早就有一种非常成熟的世俗精神，并不是最近20年的世俗化才带来的。但这种世俗里面又有浓厚的文化情结。如果四川人是一个文化概念，四川人的文化底蕴有两个情结。一是道家的逍遥情结，一是诗歌的审美情结。于是他们的世俗，就和最近20年所催生的那种世俗，完全是两回事。

四川有无数古旧书店，无数被政府赶不绝杀不断的旧书摊。在网上最著名的旧书网站“孔夫子旧书网”，排名前十位的旧书店里，通常会有至少四家来自成都。成都人也是以爱读报出名的，车夫、小贩甚至乞讨者，都会手拿一份报纸，边读边评点，“报纸上的话咋能信喔”。这使得成都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了白热化的报业竞争。不理解四川人的文化品格，就无法解释这种发生在内陆省份的都市报的超前繁荣。

四川人是一个文化概念，但不单指四川的文化人。在一个商业为尊的时代，通常市民身上不经意流露出的对文化的留恋、向往和敬重，才是四川人作为一个文化概念最珍贵的地方。成都商业街口“求知书社”的女老板，天天在书市精挑细选的身影，就像成都仁厚街上的“南牖旧书铺”，那位执拗的老板日复一日立在门口举目张望的古怪神情，让无数读者为一条街、一座城市而感动。去年南牖旧书铺的老板过世，他的离去构成成都人世俗文化精神的一种缺失，这种缺失甚至不比巴金先生的离去更微不足道。因为他的眼神，就是整条仁厚街的生活方式的象征。一种世俗精神与文化品格的融合，以及这种融合在这个时代的坚持。

就像成都宽巷子“景阳岗茶馆”的宋仲文先生一样，在捍卫拆迁户权利的过程中，从一个法治意义上的维权者，上升为宽巷子市民文化的代言人。这位宋老板终其一生，只在拆迁公告贴出来的当天，才提笔成为一个诗人。他将每天的诗作贴满了青瓦墙，一面表达主张，一面结识天下文人骚客。这是维权诗人杜甫留下的传统。中国之大，再没有第二个城市的市民，会在捍卫自己的权益时如此坚定，又而如此优雅。中国之大，也再找不出第二条宽巷子，生出第二个宋仲文来。

就像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上访诗人老陆一样。这位常年大街上行乞为生的上访者，是四川上访圈中的著名人物，只有初中一年级文化，却著有大量的打油诗。老陆的名声和诗篇，甚至在成都知识分子中也得以流传。这样的原生态的文化，才是最成都、最四川的一种味道。因为这种生命中的尊严和品格，绝不是任何地方、任何政府文化工程可以涵养的。

光有翟永明的“白夜”酒吧而没有宋大哥的景阳岗。光有“在清朝”的诗人柏桦而没有捡破烂的老陆，光有西南书城而没有“南牖旧书铺”，光有侃侃而谈的流沙河而没有滔滔不绝的出租车司机，光有收藏家樊建川而没有闲暇读报的三轮车夫。四川人作为一个值得尊敬的文化概念，就要立刻跌停。

四川人的精神平台就是世俗、文化和自由。而道家精神则贯穿始终。如巴金先生终其一生，是一个在良知上保持着真诚和幼稚理想的作家。他在早年成为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代表人物。人们往往从俄国传统的东渐去解读，却忽略了巴金的无政府主义，与四川人的道家逍遥理想之间的关联。两千年来，四川在文化史上贡献出的大人物，10个有9个都与道家气质有关，10个有9个都是潜在的无政府主义者。

传统的道家精神、现代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古典的自由主义，正是四川文化人一种混合的观念状态。所谓无政府主义，就是“后道家”和“前自由”的中间状态。前面得不到逍遥，后面得不到自由。对逍遥和自由的渴望，就在巴金那里，化作了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

这个“后道家”和“前自由”的特征，甚至在今天的四川文化人群体身上，仍然依稀可见。四川的知识分子，是今天最接近魏晋风度的一个人群。几乎只在成都，才有柏桦这样的骨头里渗透了道家气质的诗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拥抱世俗生活，又离它最远。几乎只在川东，才能生出冉云飞这样彻头彻尾魏晋风范的作家。醉酒睡在路边，天亮拍拍屁股，像刘伶一样若无其事的回家。也几乎只有四川的诗人群体，才有本事把诗坛搞得像袍哥的江湖一样灿烂。就像几乎只有在四川的戏班子里，才可能生出魏明伦这样离经叛道的鬼才。

离经叛道，正是四川人文化品格的底色。传说两千年前老子出关，侧个背又到了成都的青羊肆。这就从此为四川人的文化品格奠定了道家气质。之后道教发源在四川青城山，道教总观和相传活了八百岁的彭祖，都出在成都彭县。川内更是道观遍地，可比江南的“四百八十寺”。

四川出才子，不出贞妇。出文化莽汉，不出道德圣贤。四川人的文化品格，为中国文化贡献出了一个偏离儒家正统的异端列传。一个以自由精神去克服、对抗、藐视和颠覆儒家礼教与皇权专制的文化集团。可以说，没有文化意义上的四川人，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及其演变，就是不完整，甚至不健全的。

回顾这个离经叛道的列传。中国诗歌史上最伟大的诗人，无疑是四川的李白和苏东坡。他们的仙风道骨，最大可能的偏离了儒家教化，带来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巅峰。清代的四川学者廖平，是一个反儒家的异端倾向的代表。后来他的弟子吴虞提出“打倒孔家店”，放了现代史上摧毁儒家传统的第一炮。四川人放这个炮是有本钱的，他们有足够的道家价值传统的替代。

郭沫若基本上也在这一传统中，他以当代李白自居，但异端色彩却仅限在文字上。在当代，像刘小枫、徐友渔、胡平、余杰等四川作家和学者，都仍然是异端才子型的。无论在语言、价值、思想上，都是主流思想界中的异数。张大千的山水，罗中立的油画、何训田的音乐，也都是一出惊人的文化异端。尽管挖空心思的个性张扬已是艺术的维他命，但四川人的偏离依然是惊心动魄的，就像三星堆的面具。一开始的脸色就是不合作。包括共产党内的笔杆子如胡绩伟先生，也可归于这种典型的四川式才子。

这种文化品格下，四川女性的异端色彩也非常显赫。对女性的尊重在四川从古至今，都明显高于其他省份。在刘晓庆身上，不但看得到李劼人先生《死水微澜》中的影子，更看得到卓文君漏夜私奔、当垆卖酒的泼辣和我行我素。四川也是出女才子的地方。中国佛教界的“第一比丘尼”、成都的隆莲法师，当年是富家小姐，女扮男装，瞒着家人接连参加公务员考试和首届县长考试，均得第一名。身份曝光后传为美谈。

有一项清代婚姻状况的研究，令人惊讶的显出四川与其它省份女性遭遇的迥异。在几百例通奸、强奸、婚前性行为的案件中，女性当事人因加害人施暴、家族惩罚或自杀而死亡的，北方各省的比例明显偏高，山东、直隶的一些数据甚至高达％。南方各省明显偏低了，而四川非常突兀，几项统计的结果均为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替潘金莲翻案的是魏明伦先生？因为山东的潘金莲被武松杀死的机会，可能是四川的潘金莲的倍。因为四川人的精神世界，自古就没有被一种道德理想主义过分的捆绑过。

四川人的逍遥和自在，他们对文化的想往和坚持，是这个时代最可珍贵的盐分。但这种逍遥只是一种前自由的状态，不是自由本身。这种文化品格如果有机会往前走，就是从异端到自由的历程。往后退，也可能在政治上变成无政府主义，如早年的巴金。或在文化上由逍遥而沦为狂狷、放肆，如张大千和郭沫若。或在俗世中变为怪力乱神，从反抗走向异端。

年前，四川也是会、道、门、堂最多的省份，一半以上民间宗教的总部或会首都在四川。迄今为止，如江油的“罗天王”，三台的“钱瞎子”等问卜蘸卦者，依然在四川民间享有极高声誉。千年前，诗圣李白曾在梓州（今绵阳地区）追随道家人物赵歲学道论剑。千年后，一系列一语惊人的怪力乱神人物，如法师海灯、气功师严新、巫医胡汉林、扬言炸喜马拉雅山的企业家牟其中等。也都几乎出没于同一地方。

我们一面向四川人的逍遥致敬，但一面也对此缺乏信心。在今天，道家的精神气质如何向着现代的自由转型？异端的文化品格，如何在中国人的精神重建中发挥盐一样不失其味的价值。民间对文化的那种质朴的向往，又如何能抗拒时代世俗的滚滚浪潮。在这个意义上，保卫四川人，比保卫四川的大熊猫更重要。因为每一个地区的文化生态，都是这个世界丰富性的保障，是每个中国人的未来不可或缺的佐料。

显示一个特殊人群的价值，是为了给所有人提供感谢的机会。谢谢四川人在这个时代作津津有味的盐，就像谢谢其他人群为中国作醋、作姜，劈柴、生火一般。任何人群都有被批评之处，但在批评之前，让我们先学习感谢。因为我们世世代代生活了几千年，还没有空彼此说一声谢谢。

四川人是天下的盐

四川人好吃嘴。麻辣二字地球人都知道。但麻辣只是表面口味，川菜真正的起点在盐味。四川人是天下盐味最重的人，他们喜欢用嘴巴去衡量人的生命价值。若是自由、豪爽，浑身通泰、不拘一格的，他们不说有情有义，只说“有盐有味”。反过来，一辈子谨小慎微，为物所役、与邻为壑的，就叫“没盐淡味”。白白来了世上一回。

中国史上最著名的丑女叫“无盐”，但四川的女子或辣或酸，或麻或嗲，都是有盐味的。美不美不在容颜，而在椒盐。有盐就是红妆的超女，无盐就是武装的巾帼。

四川人堆头小，体格也象盐一样精干。《马太福音》中基督曾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在中国的人群中，盐，恐怕是能为好吃的四川人找到的一个最好譬喻。

因为盐是海洋文明的遗迹和象征。甚至有学者怀疑三星堆就是古犹太文明的一次“宫外孕”。四川是中国的盐都，是儒家中国唯一一块深凹下去、与远古海洋气息相接的大盆地。川西有号称千年盐都的自贡，川东有号称中国死海的大英县盐湖。川北还有诞生了始祖盘古和嫘祖的盐亭县。据说盘古在这里开天辟地，给了这里的后裔两重启示，一是人活一天，就要活得有盐有味。二是就算身在内陆，我们的生命也是从海洋中来，从盐中而来的。地下有盐的地方，就有海洋文化的源头。这也应了圣经中的另一句话，人是“与神立约的盐”。所以“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

于是吃，就有了献祭的意思。韩国电视剧《大长今》里面说，做饮食的人，“要想着吃的人脸上的微笑”。其实四川人比长今更懂这个道理。千百年来，四川人凭着自己的盐和自己的嘴，硬是把这块盆地变成了中国的泡菜坛子，和中国人的味噌。

上帝造四川这块盆地，好像就是为中国人造胃。好有一比，人民若是君王，四川人就是中国的“大长今”。四川人瞧不起满汉全席，他们愿意给天下人做盐，但他们生性自由，喜欢在街沿边边摆摊摊，不喜欢给帝王做厨子。

因为盐是自由和独立的象征。活得有盐有味，活得自由自在。活得洗尽铅华，到头来一碗开水白菜。这就是四川人的理想。尽管四川人在各个领域不乏骄子，但俗世的成功从来不是这块土地上的人的最高理想。尽管四川自古多才子，但四川这块地界几乎不出圣人，不出道貌岸然的模范。甚至两千年来，也很少出状元探花。它涌现的似乎都是大小的鬼才、怪才，奇人和异端。

四川人是“不成器”的，因为老子说“君子不器”。这是四川道家文化与中原儒家文化的迥异之处。鲁迅说，“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换句话说，中国文化的根柢就在四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四川这块盆地，是柏杨所说，一锅酱汤中最浓的一瓢。

自古以来，礼教的约束在这里就是最弱的。逍遥的理想从胃口一直延伸到了头脑。立功、立言、立德的伪不朽，不如一盘东坡肘子划算。你看苏东坡这大胖子留下的几道菜肴，尽是大肉。就知道四川从文化人到挑夫走卒，从古到今一个共同的性情，是只要活得自在，不怕吃得饿怂。

四川人的道家气质，今天虽然所剩无几，在中国仍旧是一个异数。自在和逍遥的人生理想，在成都、绵阳、德阳的每一个三轮车夫脸上都一览无遗。在成都人令人不可思议的私人轿车拥有量上也春光乍泄。在一个崇尚功利和繁荣的时代，人们说四川人好休闲、喜保守，甚至不求上进。物质上四川人是中不溜秋的。但这里的人显然拥有一种与他们的物质水准不相称的文化品格。在所有省份里，四川人是最貌似平安喜乐的一个人群。

人们对四川茶馆里能坐满比全国人大代表还多的茶客，也感到不可思议。为他们慵懒的步伐，全世界城市平均最晚的起床时间（爱斯基摩人除外）而摇头。四川人的生活理想，自古以来就是对中国主流文化的一种抗拒和消解，所以才有“少不入川、老不出关”的俗语。人们对四川生活方式的提防，就像和尚对女人的提防。

因为这个时代把物质理想摆得太高，连四川人自己，也在慢慢丧失为某种中庸的生活理想辩护的自信和能力。这种中庸理想转个身，就成了四川人在竞争力上可被批判的缺陷。成了破坏GDP崇拜的洪水猛兽。中国人主流的人生理想，一直缺乏自由的传统。四川人身上某种自由的禀赋和毛胚，也就被庸俗的理解为“休闲”和知足。被理解为和这个时代的高歌猛进相反的一种品性。

盐还意味着改良、中和和防止腐败。四川人鬼精灵，花花肠子多。从来就和一切虚假的时代潮流和宏伟叙事离得最远，不会傻得在群体的名义下把个人自由全捐出去。有了这样的盆地，中国的地基就打得牢实。所以自古又有“天下已乱蜀未乱”之叹。四川人爱钱，也为生存奔忙，但他们也爱晒太阳。他们的先人有一种在挣钱和晒太阳之间求平衡的心态。四川的姑娘也爱时尚和虚荣，但她们更有灵台清明的熏陶，对那些开跑车、耍派头、装帅卖酷的后现代男人，干脆给一句最四川的价值评判——“瓜娃子”。

四川人也爱出风头。文化界、娱乐界乃至企业界，台面上花枝招展的四川人总能数一串串。一个刘晓庆，能让娱乐圈变醋坛子。一个刘小枫，让思想界夸了又骂，骂了又夸。一个海灯法师，几个气功大师，让人心翻腾，不得安宁。但四川人更爱自由。他们天生反感不自在，胜过羡慕任何人造的头衔和光环。但在不自由的时代，四川人就显得爱走极端。平常再穷困，也能活得均匀，活得脸上有光。但为了捍卫基本的生存权利，四川人一旦刚烈起来，执拗起来，也不会输于任何人群。这一点所有长眠地下的统治者们都不会反对，所以又有“天下已治蜀未治”之说。

未治的意思是，谁想要医治这里的老百姓，这里就会成为一个盛产“刁民”的地方。但四川人也是仗义的。给老百姓一点好处，他们会比任何人都记得更牢。四川的男人可以在脑门上包一千年的白帕，只为了纪念诸葛亮的某种开明专制，略好于其他人的专制。这就是四川人的重情重义。

四川人的念头，认为自己是四川人，所以才是中国人。首先是四川人，才活得有盐味。有了盐味，再来做中国人。地方口味也就是地方意识。他们不喜欢任何强加的群体义务，诗人何其芳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苦苦呼喊，《成都啊，我要把你摇醒》。但成都人说，遭啥子急，让我再睡几分钟。你等他醒了，几十万川军就心甘情愿出川赴死。为四川活，为中国死。地方和国家、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四川人其实比谁都看得最通透。

盐还有个特点，就是撒在菜里有味道，放在一起就要板结。也许四川人太有味道了，结果四川不如四川人有味道。因为四川的四川人太多了。其实四川人本来就是一个移民概念，四川也是南北之间的一个文化杂糅地带。人们从天下来，到天下去。中间通过这块盆地，一次次的变成了四川人。就像盐在盆地里煎炼，到尘世上去散播。也许四川适合当库房，不适合当市场。适合作后方，不适合作战场。这就是上帝要让它凹下去的原因。管理四川这块地方，要像管理库房一样有责任感，像管理马厩一样有爱心，像照顾水库一样无为而治。

盐是海洋文化、道家文化和移民文化的结晶。今天如果一个人看上去最四川，他看起来肯定最不儒家，最不端庄，既不先进也不落伍。既不傲慢也不卑琐。他的异数、禀赋甚至口音，他的盐味和自在，往往都来自这三个背景。四川人的生活方式，给我们提出了一种反省。中国人的自由自在和有盐有味，和那块凹地之间有什么关系？中国人今天有钱了，疲累了，我们到底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今天的四川人，有骨子里的自在，有世俗的中庸，有山上的道家气质，有稳得住台面的风流。但中国今天被高举的物质理想，是一种均质化的力量。再过二十年，四川人还是不是四川人？地方如何重新成为一个地方？

与其他省份一样，四川人正在学习如何不像四川人，他们如饥似渴的接受那些与日俱进的、普遍的时代元素。这些元素在今天占据他们，似乎并不比占据其他省份的人们更难。四川人作为一个文化概念，能否在时代精神的调整与社会制度的变迁中也成为一个后方，成为稳得住味道的盐？

然而就像一座对现代化充满欲望的城市，越来越难以容下一段寻常巷陌的悠然自得。四川人的风流与自在，是否也将被更急迫的旋律雨打风吹去，成为盆地里的一段往事。“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这个问题时代提给四川人，四川人也提给这个时代。

《南方人物周刊》，年11月封面文章。